毛泽东与殡葬改革 

“厚葬祖先，荫泽子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习俗。过去遇有丧事，民间普遍的做法是大操大办，要木棺土葬，要举行各种仪式，子女披麻戴孝，三跪九叩，还要宴请亲友等。有钱人家追求这为“大孝”，贫穷人家则不堪重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站在“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国情，大力提倡殡葬改革。他当年提出的许多思路和措施，如不急于求成，遵循自愿的原则；带头示范，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破旧立新，着眼于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善于听取意见，抓住问题的关键；等等，直到今天仍对殡葬风尚革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带头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他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的去世，举国悲恸，无论是对全党或对新中国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为此，党和国家为任弼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和送葬仪式。

　　10月28日，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任弼时住处亲视遗体入殓，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执绋，扶灵柩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遗体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碑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办完任弼时的丧事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讲，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对其进行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酝酿，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应该带头实行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

　　1954年，当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墓时，很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秘书把一份折子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

　　倡议书中写道：“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倡议书还特别强调了自愿的原则：“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毛泽东看完倡议书后，满意地点点头，连声说：“好，好。”随即拿起毛笔，写下了“毛泽东”3个大字，接着写上了当天的日期“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之后，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136人先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各地推进火葬，都仿照中央的做法，要求各级干部、党员、团员率先垂范，开展签名留言、身后火葬活动，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提倡以追悼会的形式为死者发丧送葬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的制约，民间的丧葬礼俗有一定简化和修改，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散布在田间地头的大量坟堆给土地连片整治、农田水利建设和拖拉机的使用带来很大困难。而且木棺厚葬、宴请亲友等花费较大，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个人造成沉重负担。群众对旧的丧葬礼俗普遍感到存在浪费、迷信、繁琐现象，但又苦于没有新的办法来代替，不敢违背传统风俗。这些情况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掌握，他认为这是推动殡葬风俗改革的一个时机，不仅带头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签名，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倡丧事节俭。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当然，他深知转变习俗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设想：“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同月，他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

　　毛泽东所要求的“一切从简”，并非冷酷无情，也非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不尊重。他主张以追悼会的形式隆重而简朴地悼念死者，寄托哀思。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追悼张思德的集会上就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他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也说过：“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开追悼会成为一种先进、文明、时尚的追思仪式。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以开追悼会的方式代替发丧送葬，表彰死者生前好的事迹和品德，供后人铭记和弘扬，用献花和花圈、行鞠躬礼来代替焚香烧纸和点烛、摆贡、叩头等，用戴黑纱、纸花来代替麻衣孝服。

　　农村也学习这种做法。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中有些干部、党员的丧葬以追悼会的形式进行。回忆死者生前的好处，并以大队、生产队的名义供献花圈，参加送葬。普通老百姓的丧葬仪式则只是保留了小范围的吊丧、停柩、入殓等主要环节，趋于简化。

　　支持平地深葬和移坟深葬   　　火葬是安置死者最为合理的办法，但是到1958年初，人们发现只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大规模实行火葬，因为只有这些城市才有财力修建火葬场。在农村，因财力的限制，连修建公墓都成问题，还有过去存在的大量坟墓该如何处理，毛泽东也在思考妥善的解决办法。1月底的一天，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封信，读后感到豁然开朗。

　　黄炎培在信中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试倡平地深葬》文，认为一般采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为埋藏死人而浪费，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应按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改变。此文曾发表在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和一月十二日《新闻日报》，是一种公开建议性质。各报先后转载，人民来信有直接给我的，有送报纸发表的，纷纷表示赞成。我以为此时应广泛地宣传，请新华社宣传一下。”毛泽东当即写了批语，要秘书打电话给黄炎培，表示感谢，表示赞成这个意见。

　　黄炎培所说的“平地深葬”，就是把尸体深埋1.5米以上，面上没有坟堆，照常可以耕种。为了推行这个主张，黄炎培从自身做起，把自家历代祖坟，全部平地深葬，把地赠送给农村合作社。

　　2月29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提到“平地深葬”一事：“一个月前赐书中论及深葬事，适获我心，将来适当时机，可能推广实行。”

　　随着“大跃进”运动开始，各地开始大力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移坟深葬。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原有坟墓近11万座，在群众积极参加下，到1958年全部迁到山上。全县因此扩大耕地面积6000多亩。再以辽宁省为例，原有800多万座坟墓，到1958年迁移平埋近200万座。取出的遗骨，根据墓主的自愿，绝大部分就地平埋深葬，一小部分迁移到由群众共同选定的公墓地里。全省因此扩大耕地面积33万亩。

　　中央领导也是率先垂范。周恩来1958年6月29日致信淮安县委：“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家将周恩来祖父母、生母等7座土坟全部挖开深埋，平掉土包，将坟地还耕于民。

　　196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对改革旧丧葬习俗提出了具体要求：公墓要统一规划管理，尽可能设在荒山瘠地；墓穴面积应尽量缩小，一般不做坟墓工程，以增加穴数提高墓地利用率；对年久的旧坟，经过证明无主，可以平掉再利用；墓地尽可能种植林木果树。有的地方为节省土地，征得墓主同意后，实行平地深埋，或拾骨装坛等办法，可以提倡。另外，要禁止郊区社队出卖墓穴。

　　尽管当时移坟深葬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头的现象，如强迫命令、破坏古墓等，但由于各级领导带头示范、大力宣传动员，总体上得到群众认可，没有引起普遍的抵触。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移坟深葬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不可否认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仍是中国未来殡葬改革的方向。

　　身后事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在生死问题上，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因而对死无所畏惧。他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从不避讳这个话题。

　　1960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他还说：“我随时准备灭亡，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这五条，我都已准备好了……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1963年12月，毛泽东与护士吴旭君有过一次有趣的对话。毛泽东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吴旭君连连摇头说：“不能，万万不能，我不干。”毛泽东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毛泽东认为生老病死、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停止了呼吸。两小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紧急磋商了3个问题：主席的后事；主席遗体如何处理；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因为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所以最初决定只短期进行遗体保护，只是为了15天内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但是“四人帮”在毛泽东遗体安置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

　　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的瞻仰厅。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谈到建毛主席纪念堂一事时，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毫无疑问，保留遗体供后人瞻仰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愿。作为国家领袖，他的身后事也只能服从政治大局。尽管毛泽东当初火葬的打算并未得到实现，但他开殡葬改革一代新风的历史贡献，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