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殡葬改革--佛教的传入与火葬
来源：
重庆殡葬网
日期：2018-09-19 11: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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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殡葬改革，是指人们对殡、礼、葬式和丧事活动规范的改变。因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根据某一观念而进行的，所以也涉及到人们观念的改革。在中国镇葬史上，最引入注目的是土葬和火葬、隆丧厚葬和简丧薄葬的对立，以及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所引占的变化。西方死亡思想传入后，人们的对于死亡的观念上的改变，佛教的传入和火葬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表现得最为充分。
己如前述，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或农业民族)传统流行土葬，‘以致将焚尸视为奇耻大辱和最严厉的刑罚之一。如：战国时期燕军围攻齐国，掘齐人家墓，焚其尸，齐人“望见皆弹泣，俱放出战，怒百十倍。”(《史记．田单列传》)但我国古代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却流行火葬。
火葬，又名火化、焚化。《鱼子．节葬下》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考，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和熏上，诣之登退(升天为仙)，然后成孝子。”仪渠也作“义渠”，今甘肃庆阳县西南。这一带的火化风俗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如1945年在甘肃临浇县寺洼山的史前遗址时，出土了一个盛有人类骨灰的灰色大陶罐。但是，这些少数民族一旦受到中原更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也多逐渐接受土葬了。
中原地区，较大规模地流行火葬是东汉佛学东移，人们的死亡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之后。佛教视肉体为“不洁净”之物，是灵魂的牢笼：它那无穷的欲望阻碍人的灵魂进入一种高度寂净状态：为求得灵魂的超脱，躯体无须保留，火化之是最彻底的办法。憎徒死后依教规必须焚化，后扩大到民间，甚至皇室成员也有火葬。如五代后晋皇帝石敬塘，其妻死，皇儿便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宋代以后，火葬在相当地方成俗。如4水浴传》中就有武大郎死后被送至化人厂去焚化了。这表明当时已有了专门的火葬场。当然，这一葬式的普遍流行也和一些地方的人多地少相关。如《末史．礼志》载：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河东即今山西。《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时我国北至宁夏、西到四川、东到山东、南到浙江的广大地区盛行火葬。
唐中、后叶，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率先反佛，指责当时的社会僧徒甚众，不事稼稿，巧言游食，不事君臣，父子夫妇之礼(即不承担应有的社会义务)，大有悖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于以来的中国文化。到宋、‘明理学兴起，儒学再次复兴，与佛教的广泛传播相伴随的火葬自然也就在被指责挞伐之列了。 宋太祖建隆三年(692年)曾效令：“近世以来宰多火葬，甚违典礼，自今宜禁绝”《东都事赂．太沮记9。南宋高宗时大臣奏，要求朝廷采取措施，“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末史．礼志》)。但资料显示，宋、元两朗时民间的火葬仍极流行。且由于火葬不占地，省钱、省人力，故颇为相当一些地方的贫苦民众所接受。据《金史》载，此时的北边的女宴人流行火葬，称为“烧饭”。
明、清两代，对火葬之禁尤严，视为“有失人伦”。明太沮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禁止浙江等处的水葬和火葬，违者治以重罪。《明律．礼律》规定：“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杖一百。”即使是去世长者“有遗言”也不许，可见当时浙江一带对火葬J5至水葬颇为报深蒂固，并无畏惧、厌恶之感。《明律．刑律．盗贼》则强行规定：其子孙毁弃(即火葬、水葬)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毁弃家长死尸者斩。无遗言而孙人等擅行火葬、水葬要杀头，这是相当严厉了。《明史．礼志》规定：“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宽阔闲地为义家，使之葬埋。”
至此，摈葬又一次被提高到“人伦”即道德和社会治理的高度予以考虑，仍是孔子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