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终将小悦悦带走了。
这个不幸的事件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社会问题？如何让社会正气成为社会主导价值与力量？昨日，由广东省社工委牵头的“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主题系列座谈会也已进入第三场，30多名法律专业人士从社会、道德、司法等角度对事件进行了讨论，并提良策。建立救济机制、奖惩机制等声音逐渐清晰。
“如果将见死不救定罪，奉劝会游泳的人一辈子不要到珠江边，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有人落水了，如果你不去救就会有牢狱之灾。”
——法学研究会会长杨振洪
“ 建议规定公务员若见危不救，必须受诸如开除公职的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省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
“ 可以规定在裁判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时候，适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甚至可以让公众参与。”
——佛山中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
反思
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严重以及官员腐败为代表的社会普遍不良现象，营造了不顾诚信、不讲规则、强者通吃的社会心理，社会底层民众缺乏应有的安全感，人人尽力避开各种“麻烦”以求自我保全。
一味注重经济缺失温情
“在经济挂帅的发展模式下，整个社会关系逐渐变成了金钱关系和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化明显，温情缺失。”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庄伟燕在会上如是反思道。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蔡镇顺表示认同，他说：“事实说明，我国经济虽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道德没有同步发展，反而是倒退。”
“政府应该考虑适当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更多地进行文化建设。”广东省人大代表吴青律师还建议道。
陌生人社会缺伦理秩序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熟人社会所遵循的道德规范难以适用于陌生人社会，而规范陌生人之间的市场秩序、道德还没有完全形成，导致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成为普遍现象。”广东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费汉定分析说，“18路人”之所以见死不救，正是陌生人社会缺乏信任的一个缩影。
费汉定认为，“冷漠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国由乡村“熟人社会”向都市“陌生人社会”转化中的社会伦理困惑和价值观需重塑。
撞死人比撞伤人赔得少？
“目前我们法律规范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有缺陷：一笔死亡赔偿金和一辈子承担高昂医疗费用比较，就有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撞死人比撞伤人赔得少，救下来去医疗或者评定残废后却比撞死人赔偿的多。这种法律设计本身是有问题的。”广东粤通律师事务所主任肖文齐认为，应当从执法、司法、普法上加大对肇事司机见死不救的惩罚成本，有时候甚至是刑事责任的成本。
而蔡镇顺则提议，应该提高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赔偿限额，“避免撞伤不如撞死的悖论”。
省公安厅法制处政委陶文辉说：“日本交通肇事死亡是要负终身责任的。”另外，他表示也要提出对于肇事者主动救助的减轻责任。
争论
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制定“见死不救罪”，对于这个问题，在昨日座谈会上也引起了诸多法律界人士的争论。有代表指出，“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不要搞法律虚无主义，否认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也不要实行泛法律主义，片面夸大了法律规范的调节作用。
冷漠只是道德问题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指出，法律和道德本是两个不同的调整人的行为规范，二者有联系，但主要是分工，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大量新的道德事件出现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将其归结到法制不健全，继而形成一种惯性逻辑：什么都立法，什么都归罪。出现“有问题，就要立法，立法之后，又出现问题，然后再讨论立法”的恶性循环。
他说，“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的冷漠行为本来就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是一个可以通过其他舆论谴责、社会倡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况且即使立了法，如何定罪量刑，纵观世界各国，关于此罪也是规定不一，因此要统一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而且自古中国都有“法不责众”之说，在一个普遍没有达到的标准下定罪，是不适合的。“该法律管的归法律，该道德约束的，还是给道德来解决。”李军说。
保护见义勇为更重要
广东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会长杨振洪教授表示，见死不救这种行为确实应该受到社会谴责，“但坚决反对将它作为犯罪行为处理”。
杨教授说，作为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刑罚手段应当着重被用来打击那些影响社会基本秩序的犯罪。如果将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规定不作为犯罪，那么公民生活可能动荡不安、社会秩序将动荡不定，人们的行为完全没有可预见性。
“增加这个规定就是增加公民的一项强制性义务，会让人们成天诚惶诚恐。如果这样定罪，奉劝会游泳的人一辈子不要到珠江边，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有人落水了，如果你不去救就会有牢狱之灾。”杨振洪表示。
广东省政协委员陈紫芸律师也认为不应该将见死不救入法。她表示，保护见义勇为行为是最合适的做法，要对见义勇为条例进行修改。
建议
公务员、医生、共产党员、先进人士、保安等特殊人群应负担见危施救的义务；应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昨日，法律界人士纷纷建言献策，就如何加强民众见义勇为意识、保护见义勇为行为提了许多真知灼见。
公务人员要以身作则
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称，201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32名代表建议在刑法中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其后一直都处于激烈的争论中。“近年来，见死不救的例子比比皆是，令人发指。我认为：公务人员、医生、共产党员、先进人士、保安等特殊人群应负担见危施救的义务”。
朱列玉认为，对社会特殊人群，明确的“惩恶”规定。比如规定公务人员见危不救，必须受诸如开除公职的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医生这一特殊职业人士见危不救，要明确规定刑事责任。
“好心做了坏事”应免责
朱列玉指出，在美国加州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法律规则：2004年，女子亚历山德拉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另一女子丽莎将其救出，亚历山德拉在车祸后瘫痪。后来亚历山德拉把丽莎告上法庭，称其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州议会以75:0票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条款”。最终，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得以免责。
朱列玉说，类似于“好心人免责条款”，在西方很多国家都体现在“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保护好心人法案。
“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社会公众在做好事时的后顾之忧，在他人人身安全遇到危险时，能够积极大胆地提供救助。
昨日，与会的专家都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
判决适当征求公众意见
“小悦悦事件”中，对肇事司机该怎么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指出，可以适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他说特别是当出现自由裁量权使用中，法律逻辑的运用应当顾及社会正义和法律的良知。“我们尽管不能像国外那样搞‘陪审制’，但是可以规定在裁判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时候，应当适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甚至可以让公众参与”。
“药家鑫案就采取了庭审现场问卷调查，就很好地解决了民意与法律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司法机关要裁判一些典型案例，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主流道德观念，减少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在司法中的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