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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丧葬习俗

来源： 重庆殡葬网  日期：2018-09-21 14:56:0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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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先秦时期的南阳葬俗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至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灵魂来自于天，属阳，主管人的精神知觉；魄来自于地，属阴，主管人的形骸血肉。魂魄相合人则生，相散人则亡。二者离散之后，魂升天，魄入地，最后复归于天地之气。魂入天后转化为神，魄入地后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对后人有庇护之效，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
                                                                                          
    丧葬制度演绎至殷代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贫富的极大分化。二者存在以下差异：一是墓室大小不同，贵族墓室小则几十平方米，大则超过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仅有一两个平方米。二是棺椁档次不同，贵族除装殓尸体用棺外，棺外还套以木椁，棺椁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做装饰，并涂以多层髹漆，甚至还附贴上麻布和绢以装饰保护棺椁。而平民的墓葬则有棺无椁，甚至连棺也没有，仅将尸体软埋于墓坑中。其三，贵族墓葬中有人陪葬，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中绝无人陪葬。其四，贵族墓葬中陪葬品数量多且高贵豪华，不仅有玉器陶器，还有青铜器爵和鼎之类，而平民的陪葬品仅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劳作中的工具，如石铲、蚌镰，青铜器陪葬者甚为少见。至于奴隶的葬仪，在殷商时代仍沿用旧制，“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们辛勤地为他人劳作了一辈子，死后常被活人拎着抛弃在沟壑之中，其尸肉任野兽撕啃，尸骨任风雨吹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殷人尚鬼的风习的影响，加之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极大丰厚，所以在殷商时期，社会文化心理上十分崇尚厚葬，不仅陪葬物品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精致豪华，品种日益增多。从一般的劳动工具到简单的装饰，从生活用品到贵重的礼器和乐器，应有尽有。
    西周是中国古代各项礼俗制度的集大成者，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仪至周已基本编研成定制。在丧葬方面，依据活人依宗室生活在一起的做法，人死之后，墓葬也是根据同一家族的具体情况而有规划地布置安排，成片组成族葬，每一家族都有相对固定的茔地。葬制和葬俗都保持相对的一致，家族的各个分支，通过在成片的墓葬群中以远近结合成一定的墓组来予以体现。丧葬文化中所规定的种种礼俗，如墓地风水的选取、服丧期间的各项禁忌、祭品和冥纸安排上的差异等，在西周已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深植于民众的内心，逐渐形成民族的丧葬文化心理。这一思想体系对后世丧葬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至春秋，仍然崇尚厚葬之风，在丧葬的一些礼制上，对西周的疏漏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此时的葬制，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礼记·五制》。）。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
    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空前发展，铁器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于是铁器成为丧葬礼仪中的重要陪葬物。另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奴隶的社会地位，再加之奴隶长期与奴隶主进行不懈的斗争，所以自战国始，不再用人做殉葬品，而代之以木俑、陶俑，此实乃社会之一大进步。二、 秦汉时期南阳的葬俗
    秦国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国的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
上有所爱，下必甚之。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其实这中间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上，由秦而汉，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事死如生”，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前汉书·成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后汉书·明帝纪》。）“或至金镂玉匣，（木需）楩（木丹），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成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潜夫论·浮侈》篇。）时人在事死上极尽财力，不惜倾家荡产，墓葬中埋藏之丰富，做工之豪华，令今人叹为观止。概括而言，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石刻技艺至汉代已有很大发展。汉代富贵之家，在葬埋尸体之后，不仅要垒一大坟丘，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碑上刻上墓主的身份、官职及生平经历等。富豪大家在人死后，不仅要立碑以识，而且要设立墓园，内中立墓阙，立石人和动物石像，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除此之外，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供活人奠祭。地面上如此，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人死之后，活着的人深为死者不能再继续享用人间幸福而悲伤，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就在墓中摹仿人间生活，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并置备以成群的鸡、鸭、猪、狗等动物，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院落大小、陪葬物多寡，依据个人财力而定。雕刻技艺不仅表现于地面碑阙上面，而且还将大量石雕画埋于墓中，而今出土的大量汉画石刻成为研究汉代墓葬文化的珍贵资料。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还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砖瓦不仅能让人们用以修盖房屋，而且开始用砖石砌作墓室，以保护棺木。富有之家，把砖墓仅作外椁，仍用木椁套棺，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史载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合葬，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礼俗中出现了“厝”的概念。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再待后死者一同安葬。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
    在墓室装饰方面具有这样特点：南阳汉代墓室大多由石、砖、砖石混合三种建筑材料建成，而在石、砖上都刻绘有画，根据时代的不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汉画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在汉代贵族官僚的住宅、神庙和陵墓里的壁上都出现了绘画。南阳早期的汉墓多以建筑物为题材，画像多刻绘在墓门、主室门的主柱和门扉上，将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刻划入画面，以象征阳间住宅，南阳赵寨汉墓就只在墓门的主体和门扉上刻绘双阙和厅堂。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也影响了南阳汉画的内容。汉墓出现诸如“伯乐相马”、“狗咬赵盾”、“二桃杀三士”等歌颂智勇忠义的画像。例如，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中出土的历史故事画像约占人物画像总数的20%。汉代的谶纬迷信思想也影响到汉画的内容。在杨官寺画像石墓中开始出现白虎、双龙交蟠和执钺神人等画像，其意在辟邪、升仙。还有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情况的画面，如将骑射田猎、车骑出行、杂技舞蹈、舞乐宴飨等内容刻画在墓中，这些画常安排在墓的前室周围和主室二侧。在墓门上刻铺首衔环，凶悍的猛虎形象，用意在镇墓。在门上也有吉祥的朱鸟，象征死后吉祥如意。在墓葬盖顶上刻日轮和满月，日内刻三足乌，月中刻蟾蜍，日月周围繁星密布，还刻有长虹之类的天象图和二十八宿的星相图，这些都有占卜的意思，每一星相和天象都象征一种社会上的人事。同时也出现了伏羲、女娲画像，雕刻在主室两侧的主柱，这是人们对生殖的崇拜，希望在阴间也繁衍不断。就随葬物品而言，已经体现出社会的富有和奢侈。南阳汉代墓葬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很多，主要是吃和用的东西。随着时代的不同，随葬的物品也不断发生变化。从材料上看有金属类和陶器。金属器有：驽机、剑柄、铃、带钩、铺首衔环、五铢钱、大布黄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车辖、当卢、镳、盖弓帽、鎏金铜钉帽、兽面形饰、铁凿等。陶器主要有：鼎、壶、敦、瓮、奁、仓、仓房、臼盘、灶、甑、炙炉、案、杯、磨、井、罐、盆、博山炉、牛、猪、鸡、鸭、乌、俑、盘、豆、狗等。从用途上讲有生活用品和钱粮武器等。
    透视一下汉代的殡葬习俗。唐河县电厂汉墓出土的《丧葬出行图》反映了汉代南阳的送丧习俗。图左为一列送葬队伍，一人骑马肩扛铭旌作前导，其后有六辆轺车正在行进。图右一人双手执锸，旁有一株柏树。执锸掘土和柏树象征着墓地。墓前植柏是秦汉以来的风俗。《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云：“墓上树柏，路头石虎。”“铭旌”也叫“柩”，稍晚则称作“幡”，是招魂的标志。《礼记·檀弓》云：“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也，故以其旗识之。”郑玄注：“明旌”为“神明之旌”，此处的“神明”指死者的灵魂。经济的繁荣昌盛为厚葬之风提供了物质条件。作为一种风俗或者一种人文景观，仅有物质前提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思想根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秦汉时期的认识论作一番透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厚葬之风长盛不衰的本质。
    汉武帝以前，承接秦统，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于芸芸众生中极为盛行。敬鬼事神，建功修德，以求神鬼的点化而获长生不死，因此高祖建国伊始，便“甚重祠而敬祭”（《史记·封禅书》。），任巫行为国事，执掌祭祀，重大国事决策，常问巫占卜，故而在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鬼神气息甚浓，敬神而重巫，巫者成了联络人神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民众生活中，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出现了两大奇观：一是巫众，“范氏世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徒丰，丰居荆，故有荆巫。”（《史记·封禅书》。）二是庙宇繁盛。文帝时，赵人新垣平“言乞神事”，作渭阳五帝庙；武帝时，征服南越后，“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并祠天神上帝百鬼”（《史记·封禅书·集解》。），致使“街巷有巫，闾里有”（《盐铁论·散不足》。），鬼神观念，深入人心，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于其各自的内心深处，将宗祖崇拜与鬼神崇拜紧紧地凝结在一起，事死如生，甘愿竭尽财力去营造地下的生活环境。
    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谏为武帝采纳后，它的核心内容诸如“天人合一”，“天者百神之大君”，“天子受命于天”等被视为正统，极大地神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万民思想的合法工具，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行为道德的规范。君权、夫权因儒教解释的微言大义而与以前的神权并驾齐驱，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给丧葬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丧葬礼仪的繁琐性。三、 三国至明清南阳的葬俗
东汉中期以后，封建王朝即将走完一个王朝由创建、鼎盛、衰退、灭亡这一周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使得战乱频仍，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外来佛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它宣扬的精神灵魂永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观念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加上东汉中期道教开始兴起，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的道士，他们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活动，宣扬通过咒、符等手段加强对往来自由的鬼神进行管理。儒、释、道三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经过长期的斗争浸染，互取所长，渐渐走向吻合。从三教对人们丧葬意识的影响来看，儒教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人的行为意识起主导作用，道、释二教仅仅是强化了人们的丧葬意识而已。儒教统治人的意识形态两千余年，厚葬之风和繁文缛节在汉以后各代均有表现，并屡禁不止，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限制了人们薄葬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故而在两汉时期，宛人不论家财雄厚与否，都甘心情愿将财富埋藏于地下。在葬仪方面，只因财力所限，仅有陪葬数量的差异，而没有厚葬观念的差异。上至贵胄富商，下至平民百姓，在对待厚葬这个问题上，观点出奇地一致。厚葬在封建社会一定意义上成了人们立身处事的标尺，如果敢于标新立异实施薄葬，那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南阳丧葬文化承继的连续性，使得厚葬之风形成一股巨大的惯性，在穿越各个朝代的历史过程中，对其内涵中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及时地予以吐故纳新，以致于恒生恒新，万世不绝，成为人们丧葬活动的鲜明主题。从汉末到三国，又到南北朝这三四百年的时间内，是南阳历史上比较动荡的年代，战火连绵，经济萧条，官匪一家，民不聊生，盗墓贼人群生，统治阶级的地位亦不稳固，这样，人们在葬埋故去的亲人时，自然对两汉的厚葬之风有所收敛。统治者身先士卒，在薄葬方面迈出了一步，史书对此曾有较多述评。现摘录曹操《遗令》如下：?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武帝纪》。）
     晋宣帝司马懿，也深感身后厚葬不妥，于是事先作了详细的交待和安排，“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晋书·宣帝纪》。），要求其后人按照他的遗愿从事。南阳民间崇尚厚葬之风稍有收敛。
    魏晋时期的战争，客观上阻止了厚葬之风的蔓延，金玉珠宝和石雕工艺品也不再被埋入地下。同时，东汉时期产生的在墓前立碑的习俗，也由于战乱易遭毁坏之故，魏晋时期南阳民间崇尚这样一种新葬俗：在墓前立碑的同时再于墓内放置一块墓志铭，作为更加保险的标记。为威慑恐吓盗贼掘墓，还常常在墓门处放陶质兽，俗称镇墓兽。该兽或踞或卧，面目狰狞，张牙舞爪，使人恐怖，墓主希望借助镇墓兽吓退侵犯坟墓之人，用心可谓良苦。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对于盗墓的恐惧。
     隋唐期间南阳民间的丧葬，较之以往，最大的改观就是墓中置放彩绘陶俑，墓壁彩绘青龙白虎，墓顶绘日月星辰。宋元墓葬，使用仿木建筑结构的砖墓，并盛行焚烧火纸的葬俗。用纸扎制偶人、明器，在送葬的路上焚烧或堆放于坟丘之上。此俗与以往将大量财物埋于地下相比，实乃节俭之举。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结束了元末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活，社会经济在以后2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中期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催生了南阳人们的享乐意识，加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大大开阔了明人的眼界，出现了反理学、重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人们对于金钱和享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狂热，社会各界为追求金钱而极富冒险精神。浮躁的社会心态，汇成这一时期振振不宁的社会情绪，对情欲、肉欲和物欲的贪婪追求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僭越之风，都猛烈地冲击着传统丧葬礼俗中的封建教条。世风轻浮侈靡，活人只图今日快活，哪管身后的一切，因此大多数人不愿将大量的金银财宝埋入地下，导致墓葬内容日益简单，随葬物品多由象征性物品取代。虽然如此，贵族富户之墓，因受地位、身份和礼制的限制和影响，相对而言，墓葬仍相当豪华。当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明朝薄葬问题，此时的薄葬与魏晋薄葬之风甚为不同，明之薄葬只是不愿把钱财埋入地下，不等于在丧葬方面不愿多花钱。事实是，僭越尚奢之风对丧事亦有很大的浸染。每遇丧葬，丧主总是竭尽全力大摆筵席，酒肉酬宾，大行斋醮，设台演戏，全不以死者为戚，邓州府“丧则棺椁衣食，哭诵讣告吊奠，咸尊家礼。若夫客至张筵，伎乐杂，延僧供奉，讽经破狱，以及引发之日，冥器刍灵，充塞道路，务以华观为悦”（《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420。）。
    明清之后，经过多次改革和演变，葬俗改除了传统丧葬上的弊端，具有一定的移风易俗意义，体现了时代进步和民众思想认识的提高。但是，由于丧礼不是简单的礼仪制度，其深层所包含信仰和观念的变化比礼节仪式的变改更难更慢，所以丧葬风习的传承性使自周秦以来沿袭已久的传统丧葬礼仪很难被全新的丧仪所取代。更何况，在南阳民间同姓相居，宗庙森严，即使有心变改旧礼之人，也会在强大习惯势力围歼责难下违心相从，以免落不孝不义之罪名。故而，在广袤的民间大地上，丧葬礼仪仍依旧礼而行，世人对传统丧礼中某些恶风陋俗的危害性未必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这就是传统丧葬礼俗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四、 近代以来南阳的葬俗
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一定的丧葬礼俗制度。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诸因素的影响，丧葬礼仪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较大，而民间丧葬风俗，正如上文所述，则变化较小，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民间丧葬风俗的传承与变革，与时代社会文化变迁转型的广度及深度之关联性不大，民间对官方所制定的新式丧礼遵行甚少，即使有所改革，旋即回复旧俗，仍然广泛地实行着传统丧俗。即使传统丧俗中的某些陋习恶俗，民间亦以古礼和旧观念为依据，相沿成习，司空见惯，无人指陈其陋。因此，恪守祖训，世代相因，通过传统丧俗的执行，稳固了传统宗祖社会的基础。
    南阳民间之社会关系，是费孝通所描述的礼俗社会关系，其范围经由多年的人类繁衍生息而凝固于一个自然村里，其人际关系可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页。）在民间，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互相熟知的，发生于这群人中的一切事件都不会逃过人们雪亮的眼睛，信息资源人人共享，人员基本上是固定的，惟一的外来通道是婚姻，但其生活半径很小，他们的生活范围就是他们视野的极限。人们骨子里有一种潜在的竞争意识，他们总喜欢竭尽全力超过村落中的其他成员，葬俗上尤其如此。他们惧怕在村落或宗族中受到孤立，而愿意与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保持相同的观念和看法。所以，民间的人有时候是很自大的，视野的局限使他们仿佛认为世界上只有数十人家数百口人。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既要从于众，又要异于人，家家都愿意用收入的很大部分把丧礼办得周全而风光，否则，将遭到他人的议论和指责，这对当事人而言，是最难为情的。
    在南阳民间，素行土葬，且崇尚厚葬之风，繁文缛节，十分复杂。民间丧俗一般有如下程序：报丧，设灵，选墓，卜吉，辞灵，报庙，入殓，送城，出殡，行葬，安神等。
    报丧。经属纩验证死者真正气绝之后，亡者门首竖柳枝白纸幡旗，子女家属成员围尸哭泣尽哀，然后进行招魂，以期死者复活。因为传统丧葬文化认为，人死乃是魂魄离开了躯体，魂升到天上，魄进入地下，若招唤及时，仍能复归，故此仪式在古代叫做“复”。具体做法是由死者亲属将死者衣服或卧具扔到正房上面，一边扔一边哀嚎死者的称谓，并于屋前树招魂幡，祝愿死者的灵魂能够安息，不要成为游魂野鬼。上面一系列工作完毕后，着人手执白色或黄色报表帖告诸亲友。
    报丧之后，子女及儿媳披麻戴孝，不离灵堂。亲属晚辈要用白布幔鞋。当晚报庙，亡者家属要到土地庙叩头烧香，向当地土地神祈祷。次日晨送城，众亲属送死者到城隍庙报道。
    人死之后，每七天为祭日，请亲友前来悼念亡灵，直到七个七日共四十九天为满。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到中国古代丧葬制度沿革的轨迹，也可以了解到南阳丧葬习俗的基本风貌。生荣死哀，乃人之常情，古今一理。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中合乎科学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内容必然要相沿成习，被人们保留下来，而那些封建迷信的内容或繁文缛节的程式则终将被人们所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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